杏彩体育注册交大教授自述成长史：一路从小学生到院士感人至深！
刚上完四年级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就开始了，随着全国教育系统“停课闹革 命”的步伐，很快学校就停课关门了。
虽然父母挨斗受“冲击”，总是担惊受怕，不知那天有更大的灾祸降临，但毕竟年龄小不懂事，可以不上课整天玩，又觉得十分开心。
那时候没有电子玩具，更没有网络，我们整日到周围的池塘和小河沟里游泳杏彩体育注册交大教授自述成长史：一路从小学生到院士感人至深！，捉鱼，还不时结伙爬到周围生产队的果树上偷杏、偷枣、偷柿子，经常被农民伯伯追得狼狈逃窜。
这样的“好日子”一晃过了二年多，到1968年底全国陆续成立了革委会，教育系统开始“复课闹革 命”，我们到了该上初中的年龄了。
一是那时的混乱局面中周围没有合适的学校让我们去，二是Mao 主 席有“农村小学附设初中班好”的指示，于是我们三个年级的同学合并一起上了莲花寺小学办的初中班。
这所农村小学当时非常简陋，师资大多数是来自周围生产队的小学民办教师，办初中班其实并没有中学教师，也根本没有教材，我们有很多时间是在周围生产队走“五 七”道路，参加拾棉花、捡麦穗等“学农”活动。
庄家玫老师1961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随后分配到偏僻旱塬上的华县高塘中学工作，后调到莲花寺农业中学（相当于农业中技或职业中学）工作。
她打开的是一本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前的初中化学课本，开始给我们讲什么是化学，什么是分子，什么是原子。
她没有讲一句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时代流行的政 治术语（那时不先讲政 治是可能出问题的），上课第一句话就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们“原子是参加化学反应的最小微粒”。
庄老师教的数学课从几何开始讲，也用的文 革前的教材（这非常幸运，因为后来文 革中用的“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等非常荒唐的教材还没有出来）。
在那样的混乱情况下，庄老师居然能在工厂的医务所和车间要来了一些瓶瓶罐罐和试剂，在简陋的农村小学为我们开出几堂化学实验，像是氧气制备和助燃的实验，让我们这些调皮蛋感到非常惊奇，对科学产生了无比的敬畏。
我那时很迷60年代初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有时会躲在一个地方看一天，所有册都仔细看过，但这毕竟是看课外读物。是庄老师第一次在正规的课堂上把我带进了科学。
她花了很多时间告诉我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前正规的初中、高中里学哪些课，有哪些教材。
她对我说：你可能没有机会上完初中，也上不了高中了，但不要灰心，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完全可以自学。
她特别告诉我可以找大学生和已经毕业的中学生借以前的中学教材，文 革前也出版过一些自学数理化的小册子。
1970年7月，我不满15岁从柳枝小学初中班毕业，随后就参加了华县柳枝公社的民工队，到冶金部第十冶金建设公司（“十冶”，当时是“十三冶”金堆城指挥部，后升级）参加三线建设，在秦岭深山中建设金堆城钼矿。
我能正式参加工作是幸运的偶然。在“十冶”当民工主要是配合工班干杂活，包括像挖管道沟、抬氧气瓶，搬工具，安装辅助等等。
为安装行车轨道，我那时经常不戴安全带在几十米高只有五、六十厘米宽的行车梁跑来跑去，不知危险，现在想起非常后怕。
民工队的食宿条件也比较差，我们住在一个个木板和油毡纸搭建的工棚里，上百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我不久就染了满身虱子。
我到十冶不久就有了“名气”，很多人都知道柳枝公社民工队有个十四、五岁的大脑袋孩子，脚上穿着一双看起来大的出奇的军用大头翻毛皮鞋（这是父母怕我受冻，专门在西安的旧货店为我买的），在工地上不知疲倦跳来跳去。
“停课闹革 命”之后，我问家里要了几块钱买了竹笛，无师自通学吹笛子，进步还比较快，参加过学校和工厂宣传队的乐队。我在民工队的国庆联欢会上唱了一段“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引起了正在发掘人才的公司宣传队领导的注意，因为当地农村青少年一般只会唱秦腔。
下台之后，他们找到我，问我还会什么，得知我会吹笛子，他们很高兴，因为这正是他们乐队缺的声部。
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张元方导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导演组成员，曾出演《黑山阻击战》等电影）当时下放在陕西省渭南军分区，任部主任。
他和部宣传科李营科长带人经过一番考察，选中了我们宣传队代表渭南军分区到陕西省军区参加调演。
那时渭南军分区的司令员也是地区革委会主任（相当于地区专员），为了加强我们宣传队的力量，特批了15个招工指标给“十冶”。
因此，我和另外14位本单位子弟和西安市的下乡知青作为“特长生”被正式招进“十冶”参加宣传队，我从1970年底开始就有正式工作了。
1971年春节后，我们宣传队参加完陕西省军区文艺调演之后，到各地机关、部队和厂矿企业的汇报演出。
乐队既有笛子、板胡、二胡、扬琴、三弦等民乐，也有小号、单簧管、小提琴、大提琴等西洋乐器，演出节目既有芭蕾舞剧样板戏《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选段（好笑的是几乎每次演出，前面的观众都要站起来看台上女演员的脚尖是怎么立起来的，被后面观众厉声呵斥），也有京剧样板戏选场，表演唱、独唱、舞蹈、小话剧、器乐独奏、合奏等五花八门。
而我们15个知青（我其实还算不上知青）与今天的特长生类似，在1970年底就有了正式工作，好不幸运。
我已经听说就在我离开莲花寺小学不久，庄老师调到了地处华县县城的咸林中学（中先改成工农中学，后改成华县“五七”大学）。
听人说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前咸林中学是一所非常好的省属中学，我高兴庄老师能调到那里专业对口。
我给庄老师写了信，演出结束后在剧场找她。因为要演给庄老师看，我特别卖力，记得那天我的笛子独奏返场三次（好像第一个曲子是《牧民新歌》）。
四十年后我见到庄老师时她告诉我没有收到我的信，即使收到了，也不大可能来看我演出，因为她的小女儿刚出生不久。
我先后在地处华县金堆城的“十冶”二公司和地处华阴县桃下的“十冶”安装公司干过木工、钳工、车工三个工种，其中当车工的时间最长，有4年多。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上过4年小学，再就是充其量与初中擦了一个边，实际上连小学的文化程度也达不到。
最方便的是继续学器乐演奏，争取考专业文艺团体或恢复招生的艺术院校。当时不少有艺术才能的青年报考专业团，特别是部队文工团。
我们在军分区集训过，当然想考部队文艺兵。我很想转学长笛。我们单位有一支非常老旧的长笛，几乎吹不响。所以，我特别想有一支自己的新长笛。
1972年，在周恩来总 理的主持下，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初期的一些做法得到纠正，我父母结束“下放”回到西安工作，我们家从华县农村搬回西安。
但是这支长笛的价钱比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还贵，买长笛无异于今天买汽车。我刚参加工作每个月只有20多元工资，可买不起长笛，也不好意思向父母要钱买这么贵的乐器。
再者，我们单位驻在山沟里搞三线建设，不可能找到专业老师指导，光靠无师自通勤学苦练很难再提高演奏水平了，考专业文工团太困难了。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中后期，中学的办学秩序逐渐恢复了正常，但教材和教学水平依然很差。即便如此，我也非常盼望能够重进中学学习，每次路过单位的子弟学校都忍不住向里面看，羡慕坐在教室里的中学生们。
1971年Mao主席发出了“大学还是要办的……”的“七二一指示”，次年普通大学逐渐开始恢复办学，采取“个人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在工农兵中招生。
但是，我年年只能过“个人报名”这一关。因为按当时的标准，我的“出身”有严重问题，而“出身”是不可能改正的。
木工师傅告诉过我“青年鲁班”的故事，用神秘的几何计算就能确定木结构尺寸；钳工师傅告诉我“倪（志福）钻”是如何发明的；车工师傅告诉我王崇伦如何提高车床的切削效率。这些50年代的劳模对师傅们的影响很大。
看来即便要当一个有技术的好工人，也要学会三角函数和齿轮减速比计算，懂得些金属切削原理，能设计制作工夹具。师傅们的朴素语言同庄老师对我的教导完全一致。
冥冥之中，我相信“知识越多越反 动”的年代一定会过去，我梦想能靠自己的能力和知识走进大学的殿堂。
按庄老师的建议，我从上过中学的“老三届”同事和朋友那里借来了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前的初中和高中数理化课本，从小学程度开始，踏上了漫漫的自学之路。
但我一门心思自学数理化，床头贴着元素周期表，做着数学作业，还常向大学生技术员们请教。有一阵子晚上看书看得太晚，得了神经衰弱和失眠症，还被一些人当成怪人，说哪里有小工人得这种病的。
因为我一心自学，没有心思写领导布置的“批 林批 孔”“大批 判”文章，工程队的指导员就说我是“白 专道路”的典型（“白专道路”哪里轮到我这样的小青工走呀），还在工程队大会上批我。
1975年又来了机会，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今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要到我们单位“开门办学”，由机电系领导永毓栋老师和出身清华大学的田维铎老师等带队在“十冶”办一个一年制的进修班，我们单位就势办“七二一”大学，与冶院的进修班一起办学，冶院的老师来我们单位上课。
虽然要照顾大家的平均水平，这个班教的基础知识从初中开始，但毕竟给了我们一年脱产的时间，还让我们学到了机械制图、机械原理等大学的专业基础知识。
那时的大学教学秩序也很不正常，教师被要求按典型产品组织教学，专业老师什么都要教，还有所谓“班办大学”之说。他们很吃惊怎么会有小青工在系统地自学中学和大学基础课程，都很欣慰，非常耐心地教我。
到1977年，我用借来的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前教科书，自学完了初中、高中的全部数理化课程，还初步自修了微积分、理论力学、电工学等大学课程，做了教科书中的大部分作业，用过的笔记本和作业本摞起来有近1米高。
197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 小 平恢复工作后做出了扭转乾坤的重大决策：当年恢复高考。
我是在1977年十一假期听说可能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没想到两个星期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恢复高考的社 论。这对我们自学者无疑是最大的福音，靠自己的能力上大学的梦想终于有可能实现了。
不到两个月的复习准备，我是在极度兴奋、紧张和不安中渡过的，不巧的是又赶上单位好多天停电，必须点着蜡烛挑灯夜战。
据说印高考试卷用纸紧张，竟用了印“毛 选”五卷的纸。试卷前一天送到我们单位所在的陕西华阴县，县领导派解放军守了一夜。
我的考场在我们单位的职工子弟学校，四周有基干民兵持枪巡逻。我是平生第一次在印好的试卷上答题，自然是异常紧张。记得带了2支钢笔，掉在地上一支就捡不起来了，只好用另外一支。
第一场数学考的不理想，几道会做的题目都做错了，再往后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后三场、语文、理化越考越好。
1978年元旦前后突然得到单位教育处的通知说我和其他4位同事被初选上了，到华阴县城的部队医院参加体检。
好在粉碎“四 人 帮”后的政 治环境已经大大改变了，感谢十冶教育处的领导为初选上的考生说话，我们单位组织部门为我提供的政审材料还特地修改了一次，尽量选择了不影响我的措辞，没有为难我。
我正在上班，安装公司党委办公室秘书突然找到我，问我们家什么人在清华大学工作，因为有清华大学革委会寄给我的挂号信。
我到公司行政楼打开信，先是几张行李托运票掉了出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接下来取出来的是一张我永远忘不了的录取通知书：
我们单位教育处领导告诉说我是华阴县第一个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后来知道也是华阴县唯一被清华大学录取的考生。
这消息立刻传遍了，很多朋友、同事特别是在一起自学的伙伴们真心为我高兴，要我发电报马上通知家里。
我这次写了一封挂号信给庄老师，告诉她这个好消息，也详细报告了我这几年的情况，我写满了我能想到的感恩和美好祝福的话。
大概那时的华县“五 七大学”处于变动之中，收发室不知道庄老师后来的单位或者不负责任，没有把信转去。
到校后不久，学校招生办希望给新生的中学母校寄招生宣传材料，要我们填写母校校名和地址。这真让我尴尬，但也只能如实填写。
那时，学校为了我们的健康晚上11点后实行“灯火管制”，但我们每天都争先恐后去占长明灯教室的座位。
进校后的第一个寒假我没有回家，在校苦读。班主任吴秋峰老师很关心我们，除夕夜请我们几个没回家的同学到他家包饺子。
学校设立了免修制度。如果一门课程开课之前能够通过免修考试的分数线（一般都比及格线要高很多），就可以免修通过这门课程。
我发挥了自学的优势，先是用当车工和“七二一”大学打下的制图基础免修了机械制图课，后又在假期自学复变函数通过了免修考试。
因为有点自学能力，我被选进了学校的“因材施教”学习小组，李传信教务长亲自找各小组的同学到他办公室谈话，说我们当中有同学免修了包括高等数学、英语在内的基础课程，还有同学自学了量子力学。
因为那时能给教学科研用的计算机是国产的DJS-130小型机，只有32K内存，输入用纸带机，输出是老式的电传机，效率低，而且经常坏。所以，上机日程排的很满。
刘祖照老师耐心指导我们计算机小组，利用节假日和深夜在机房工作。我结合电路课的学习，编写了求解线性电路的小“软件包”，在当时的情况下，极大地锻炼了数值计算理论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上大学之前我没有学过任何外语，因为在没有音像资料的情况下，自学外语不太可。所以，进大学之后几乎是从ABC开始学。
本科毕业时，外语已经有了长足进步。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我免修了研究生英语，进入了外教Linda Graves女士教的英语提高班，并参与创办了研究生英语俱乐部。
我们英语提高班每周要写一篇英文作文。我有一篇作文是以庄老师的故事为背景写的一篇英文小小说“My Chemistry Teacher”（“我的化学老师”）。
可能因为故事感人吧，Linda推荐给了清华研究生会办的英文小报，之后被中央电视台《星期日英语》节目看上，登在了《星期日英语》期刊上。
英籍华人主持人彭文兰女士在节目中朗读了我的小文，还用英文采访了我。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有外校的同学专门到清华来找我，想成立英语学习小组，还专门问我那篇小文的背景。
我的硕士论文工作是研制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是教研室主任郑维敏教授和我的导师郑学坚教授选定的前沿课题，在郑维敏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工作，先后得到副导师吴秋峰老师、崔子行老师和其他年轻教师的具体指导。
清华四年半本科和二年半硕士研究生学习，我取得了优异学习成绩，锻炼了科学研究能力，为我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 央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父母的所谓政 治问题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我也得以了解了比较详细的情况。
上世纪40年代的重庆有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者，其中包括了《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我父母等西南学院新闻系的同班同学和青年教师。
罗家声名显赫，罗广斌之兄罗广文是嫡系的15兵团司令，我的外祖父在世时是黄埔出身的川军将领。
这群年轻的革 命 者没想享受“官二代”、“富二代”的特权，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以今天80后、90后的年龄追寻他们的理想，参加“危险”的革 命活动。
父母等人在1947年重庆六一大逮捕中被抓进警 备司令部监 狱，当局迫于社会压力和上层关系的关照不得不放人。
罗广斌等人受江竹筠（江姐）领导，因为重庆地下党的《挺进报》事件被关进大家现在熟悉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在大的最后关头九死一生逃出。
但是，他们很多人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改革开放以前不但没有受到多少赞扬，甚至没有得到基本的信任，反而因为他们的出身和家庭社会关系受到无端的怀疑，在历次政 治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
尽管罗广斌以亲身经历为背景写了《红岩》而享誉全国和世界，但不信任和污蔑仍然让他在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中失去了生命。
他们很多人为理想献出了生命，包括在“白公馆”、“渣滓洞”牺牲的江竹筠、刘国鋕等人。绝大多数活下来的人默默无闻，许多人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历经磨难，有人以生命为代价抗争。他们矢志不渝的理想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崇敬和自豪。
我在莲花寺小学见过庄老师的丈夫来探亲，隐约知道他好像是庄老师的同学，留在了陕西师范大学工作，但我不知道他在哪个系，也不知道他的姓名。
1985年5月29日，国家计委发文批复将北大、清华、复旦、西安交大、5校正式列入“七五”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此后历次“国家队”名单公布，西安交大都位列其中。图为1980年代的西安交大校园。
我当了讲师，担任了研究生课的教学和第一届教改班班主任，继续分布式控制系统研究，发表了研究论文，出版了教材，结了婚，有了儿子，可以过点安稳日子了。
1985年，西安交大人才培养改革迈出重大步伐。5月，教改试点班招生工作结束，54名新生录取入学。9月，首次招收30名少年班工科大学生。上图为交大少年班学子在上课。同年，西安交大在国内率先提出按二级学科设置研究生培养方案，规范学位课程与非学位课程。下图为汪应洛教授、李怀祖教授指导研究生。
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出国留学大潮中，我申请到了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电机与系统工程系的全额奖学金，自费公派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1985年5月11日，西安交大举行首届博士学位授予典礼。孔祥利、周芳德、吴敬梓、曹西盛4人被授予工学博士学位。他们与王建华、王小椿、谷传纲3人同为西安交通大学1985年度首届博士学位获得者。同年12月，西安交大被批准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后，第一位博士后科研人员方崇德进站工作。
到美国后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住一夜，再乘长途汽车到康涅狄格大学校园，买了些生活必需品，口袋里就剩下一块美金了。
在美国留学的日日夜夜，我同80年代广大的留学生一样，刻苦修课，过语言关，当助教，学会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做研究，一步一步适应新的环境。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电力和能源系统的优化调度，最初只得到美国NU公司（东北电力公司）6个月的资助。
为了尽快找到问题，我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干到凌晨一、二点是家常便饭。因为多次凌晨在实验室被盘查，由此而结识了深夜查案的女校警，有时她看到我一连几天凌晨都在，不由感叹说“You Chinese really work hard”（你们中国人真用功），感言明白学校怎么这么爱招中国留学生了。
靠着在清华和西安交大打下的扎实科研基础，我很快发现了关键问题，用我们提出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置换了现有方法，取得了重要理论研究成果及每年数百万至上千万美元的经济效益，并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引起了世界同行的重视。
我的导师、著名华裔科学家陆宝森教授高度评价了我的工作，在推荐信中特地说我是“该系成立15年来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由于我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加上导师强力推荐，我被美国当时最大的电力公司PG&E（太平洋燃气与电力公司）聘任为高级顾问工程师。
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好转，能源和电力工业实行市场化，我的研究方向很热门，各种待遇丰厚和研究条件优越的机会接踵而来，我面临了重要选择。
美国待遇高、生活环境和科研条件好，但打工的感觉并不好，很多留学生都能感到头顶上有一块看不见但碰得着的“玻璃天花板”。
回国前，母校清华大学自动化系领导和老师得知我要回国，特地写信给我，希望我回到母校工作，但我婉拒了。
虽然我出国留学是自费，但当时去北美留学的人数受到国家教委控制，是我所在的西安交大信控系和外事部门领导为我争取了名额（JW102表），系领导曾表示派我这样青年教师出国很值得，我也向学校表示过一定会回来。
可是，尽管我事先给蒋德明校长写了信，人事部门也不相信我不提条件就全家回国，认为我不过是说说（大概之前有人讲了很多条件，但最终没有回来），所以没有为我们全家安排好住房。因为出国前住我妻子单位的住房已经被单位收走了，如果不是我们的父母家在西安，我们真是要“流落街头”了。
我妻子特别怕住顶层，得知要抓阄后非常沮丧，因为她知道我的手气通常特别不好。还好我那次非常争气，抓到了离顶层差二层的楼层，否则真是不好交代。
特别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因为我回国前出了车祸，座车被路对面开来失控的车撞退十几米，掉进了路边的沟里，全家人总算有惊无险没有大碍。因为处理保险公司事务推迟几个月启程，人事部门就怀疑我是因为车祸中残疾了才回国，怕学校没有得到归国人才，反而背上一个残疾人的负担，一定要老所长胡保生教授亲自带我到人事部门报到，看我走进办公室。
为孩子插班进交大附小报名被关在附小大门外的骄阳下几乎一整天，因为校长把我同周围电管局等单位（学校要照顾的单位）的家长划为一批人了。
听省委事后接受凤凰电视采访时讲，如果当时再不下雨就要按预案动员全市人民到外地投亲靠友了。
我出国前是讲师，虽然出国多年，但按当时的规定，职称只能从讲师开始。我每月只有300多元的讲师工资，直到有机会重新评定职称。
更为严重的是儿子从小在美国长大，汉语跟不上，插班进附小只能留级，特别是将来参加高考可能会受影响。
我妻子怕孩子受教育再走我的坎坷路，二年后她一个人带孩子去美国上中学，我们只能暂时分居，家庭每年散多聚少。
国内当时的工作条件也比较差。学校按规定给我3万元科研启动费，人事处出1.5万，科研处出1.5万。但科研处在学校财务整体超支了，无法支付，常务副校长孙国基教授一气之下要拿他的校长基金给我出1.5万。
刚回国两眼一抹黑，不知如何申请科研经费。有些项目申请需要看获奖成果，报奖需要看国内的工作，而我只有国外的工作不被认可。
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巨大困难，我没有泄气。历经了求学经历中的种种艰难困苦，眼前的状况远不是最差的。
我和同事们共同奋斗，紧密合作，建实验室，建网络系统，主办国际学术会议，建设科研环境和平台，继续在国际前沿方向开展高水平的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工作。
1997年，我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在当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自1995年起每年在每个学科只资助1-2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资助额度几乎是一般面上项目的10倍。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成了我坚持下去的支柱。
我和我领导的课题组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计划等重要科研课题，在电力与能源系统优化与安全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研究成果，发表国际一流期刊论文，杏彩体育平台应邀在麻省理工大学（MIT）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做大会报告，获得了1996年美国李氏基金杰出成就奖和1997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
1998年，我有了一次几乎成功的机会。那年，陕西卫视为了纪念改革开放20年，做了一期特别节目，现场访谈几十位77、78级的大学生。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细说庄老师的故事，我只能求导演在节目最后允许我呼唤知道庄老师情况的观众跟电视台联系。
她没有好消息告诉我，只能安慰我说： 30年的人和事有太多变化，没有知情人联系是正常的，您的心这么诚，将来也许还有机会。
庄老师见面时告诉我，她的同事看到了节目，告诉她有人在电视上找她。但等她打开电视时，节目已经播完了。
1999年我被任命为机械制造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担任了国际著名期刊Automatica的副编辑。
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学何毓琦教授是我博士导师的导师，曾经在1992年访问过我所在的康涅狄格大学实验室，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过重要的指导意见。
1997年他到西安参加全球智能控制与自动化大会，进一步了解了我的工作，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合作研究，参加他领导的复杂网络化基础设施安全性和经济性的重大科研项目。
之前，我原来工作的公司也请我去做能源和电力系统市场化的短期研究和顾问工作。我充分利用与国外联系，同多个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
何毓琦教授对我和我们课题组的研究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课题组又选送了二位年轻教师到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对我们课题组和实验室后来的发展壮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9年，在香港李嘉诚先生资助下，教育部设立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五年中每年给每位长江学者发10万元人民币津贴，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的收入。
通过教育部组织的几轮评审，2000年初我受聘担任西安交通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这既是荣誉也让我惶惶不安，不知道这10万元津贴该如何在课题组分配。
在哈佛大学工作期间，与同事合作促使我认识到了网络信息安全领域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需要学科交叉融合才能做出好成果的领域。
为了有个地方能让不同学科的研究生坐在一起合作，我找到一间学院实验室借用10多年没有用的计算机房，为能尽快使用，我和研究生们当起了搬运工，尽快把实验室设备搬回去，把报废设备安置好，争取到了宝贵的30平米实验室，在国内高校中较早开展了网络信息安全领域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我们的研究团队逐步扩大，后来建成了智能网络与网络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在何毓琦教授的建议下，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清华大学第一个讲席教授组，我受邀担任了讲席教授组成员，而其他成员基本都是境外名校的著名学者，其中包括了我的博士导师陆宝森教授。我是唯一国内高校的成员，还担任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清华大学智能与网络化系统研究中心主任，责任十分重大。
在何毓琦教授的指导下，讲席教授组的同事们植根清华十年，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在国内外科学与工程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任负责人得到了国家外专局和教育部联合出台的国家“111引智计划”支持并获得延续。
顾秉林校长在讲席教授组10周年庆祝会上总结说：“这是根据清华与中国教育实际情况的一个伟大创新与创举”。
经清华大学领导同西安交大领导商量之后，决定在人事关系不转的情况下，任命我担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主任。
我曾就读的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和自动化学科是全国最早成立，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重要影响，由于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没有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有好心人“警告”我，如果我接下这个任务没有做好，我在全国自动化界就会“声名狼藉”，没有立足之地。
1995年我婉拒了母校老师的要求，但这次母校老领导找我时说我们已经老了，该你为母校做贡献了。
我同全系师生共同努力，在国际学术前沿和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工程技术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清华自动化学科的全国排名重回第一，我们建成了一流的人才培养实验基地，科研经费翻了一番还多，人才队伍和科研成果都有明显突破，学校领导在我卸任时给了我很大肯定和鼓励。
我给中央电视台记者讲了庄老师的故事，拿出了当年的准考证、装入学通知书的信封和入学须知等“文物”（入学通知书报到时交了），希望能允许我在采访中提一下找庄老师的事情。
但这次是在新闻联播等节目中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总共只有3分多钟，不可能多说一句与高考30年不直接相关的事。
2008年，经西安交大和清华大学领导商议，结束了我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主任的任期，任命我担任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我们这个学院有5个系，4个一级学科，学生近5000人，教职员工近400人，是西安交大最大的学院。
有了清华的院系管理经验，在学校领导和老院长侯洵院士的支持下，我和学院党政班子的同事们努力为学院的建设和改革尽心尽力，学院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学院管理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西安交大流行这样一句话——“不会吹长笛的教授不是好院士”。多年来，管晓宏与专业音乐家合作，创办了“艺术与科学的交汇”系列音乐会，从艺术形象思维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出发，展示音乐中的科学规律。2012年9月，一场名为“艺术与科学的交汇”音乐会在西安交大上演时，引起巨大轰动。音乐会上，管晓宏亲自担任解说和讲座人，并与音乐家们共同演奏，启发学生认真思考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和相互影响。
为了配合学校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我教了几门英文讲授的课程，在西安交大用英文讲授“系统优化与调度”，在清华大学用英文讲授的“英文科技论文写作与学术报告”被学校研究生院列入全校研究生职业素养课。
我领导的课题组在能源与电力系统优化、网络安全、智能电网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我主持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资助。我被最大的国际学术组织IEEE选为会士（Fellow）和杰出讲座人，被母校美国康涅狄格大学选为杰出工程师院成员（杰出校友）并列入工学院名人堂，应邀担任了国际著名期刊IEEE电力系统汇刊的编辑。
小杨作为80后当然对40年前咸林中学的人和事一无所知，不过她又无意中又谈到她现住在陕西师范大学家属院，家人长期在陕西师大工作。
我马上请她根据庄老师的情况打听一下庄老师的丈夫是否就是陕西师范大学的教师，但也没抱太大希望。
她的同学在市公安局户籍部门工作，可能被我找庄老师的故事感动，动用了一点“特权”，在户籍信息系统中很快找到了庄老师的住址和庄老师丈夫的姓名。
她教过的学生成百上千，莲花寺小学只是她从教生涯中最短暂的一段，我不过是这成百上千学生中的一个。
庄老师1972年从咸林中学（当时还是华县“五七大学”）调到西安35中，1979年再调到陕西师范大学附中，1992年底退休后随即返聘，继续任教到1997底才休息下来。
庄老师一直教中学数理化，当过很多个班的班主任，桃李满天下，她的很多学生考上了名牌大学，很多出国留学，很多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她的二儿子、小时候被我抱过的小鹏鹏现已经是个大男子汉，在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任处长，鹏鹏的哥哥出国留学，现在美国硅谷工作，鹏鹏的妹妹萍萍居然是我所在学院计算机系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后到国外留学，目前也在美国硅谷工作。庄老师和韩老师老两口平时在北京和美国两地的儿女家住，身体都很好。
作者：管晓宏，系统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部主任、智能网络与网络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智能与网络化系统研究中心主任。
1955年11月出生于四川省泸州市，1985年管晓宏毕业于清华大学，获该校学士学位与硕士学位；1993年获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博士学位。
1995年起先后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院长；1999年至2009年任制造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03年至2008年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主任；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管晓宏获 1997 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05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06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3 年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2015 年中国自动化学会自然科学一等奖等学术奖励；培养博士生获 2008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领导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完）